2021.06.04文/王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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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口路燈、街邊長凳、自造友善椅⋯⋯街道家具,滋養街道生活的美好頓點

文/王昱文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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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口路燈、街邊長凳、自造友善椅⋯⋯街道家具,滋養街道生活的美好頓點

又是一個人回家的晚上,但這次孤單沒有驀然襲來,畢竟這次有巷口那盞替你照亮去路的路燈陪你。當然,忙碌一天所累積的疲憊還是準時報到,於是走在路上的你也就這麼與路邊的長椅打起了交道。找個合意的位子,可能是靠邊也可能是正中,總之,讓那疲累的重量任由長椅來撐。

上述的情境,也許不是我們每個人都有的經驗,然而其中所提及的街道設施,卻是我們都熟識的記憶。街道上常見的除了路燈、長椅之外,還有如郵筒、消防栓、垃圾桶、候車亭、腳踏車架等這些被我們泛稱為「街道家具」(street furniture)的設施物件。它們出現在我們最熟悉的街頭巷尾,發揮著改善都市環境、輔助交通運輸等效果,也供人們在城市奔走的途中,擁有短暫佇足的可能。也正是這些街道家具所促成的停留,讓人與人的交流能在時間的暫緩中發生,公共生活也才能夠萌芽。因而,街道家具的存在被視為判斷都市環境好壞的標準,同時也是觀察都市公共生活蓬勃與否的指標。

路邊常有的公園長椅,或許是我們最有印象、最常使用的街道家具(Source: halfrain/ CC BY-SA 2.0
 

好的街道家具,提升城市公共生活的品質

好的街道家具,是城市公共生活之所以能夠運作的根本條件;好的街道家具,也建構了我們在城市生活的集體記憶,在若無似有中,形塑出一座城市的印象。

都市角落中最常見的街道家具,是支持著都市公共生活基本運作的機能性設施。譬如,路燈提供了夜歸人們行路的安全,垃圾桶滿足了公共衛生維持的需求,候車亭、郵筒則提供了更便捷的公共服務。街道家具也是城市欲企及更理想的規劃願景時,必須先行設計、安排的設施;近年來,政府為打造自行車友善城市,增設了許多腳踏車的停靠架,而蘊藏在其中的城市生活劇本,即是希望透過更加便利的腳踏車騎行體驗,促進、鼓勵人們以自行車作為主要的交通方式。

在人本友善的步行城市推動上,增設街道長椅也是格外重要的安排。對於無法久行、久站的群體,如年長者、行動不便者或攜帶幼童的家長而言,街道長椅的增設對於提升步行經驗也有著相當大的助益。

街道長椅是年長者、行動不便者等無法久行、久站的用路族群,在步行途中重要的休息處(Source: Andrés SalasUnsplash

➤ 延伸閱讀:輪椅族和視障者也是城市裡的「行人」──通用設計,讓行動不便者也能通行無阻

除了機能性以外,街道家具也經常是一種美學上的展現,甚至成為城市獨特的文化象徵。舉例來說,在巴黎市區隨處可見的華萊士噴泉(Fontaine Wallace),是一座有著四個女神雕像環繞的供水小亭,在自來水普及的今日,即使噴泉早已失去當初供人裝取飲用水的目的,它卻以極具藝術感的外型,成為巴黎指標性的街道家具。

建於 1872 年的華萊士噴泉(Fountain Wallace)起初是供人飲水的飲水泉,後在自來水普及下逐漸失去原本功用,但也因其典雅的外觀而成為街道藝術(Source: Wikimedia

又如倫敦著名的紅色電話亭,隨著手機普及,人們使用公共電話的需求減少,原本公用電話亭也逐漸式微,不過其鮮豔的外觀與復古的造型,卻已被視為英倫風格的經典。人們於是開始將這些電話亭改裝成為流動圖書館、手機充電站或 AED 配置站,讓電話亭逐漸蛻變為揉合各種功能與意義的街道家具,持續在城市中與人們作伴 [1]。

改造成流動圖書館的紅色電話亭(red telephone box)(Source:  Annie SprattUnsplash

確實,好的街道家具,蘊含著豐富公共生活的可能。各式各樣的街道家具為街道注入生命力,吸引人們停下腳步,許多意想不到的互動交流由此而生。也因此,街道家具的設計越來越受到都市規劃者重視。

不過,街道家具成為城市中熟悉且必要的存在,不過是這幾十年來的事,且街道家具在城市中的出現,涉及到不同歷史脈絡下,城市政治的角力以及資本的滲透。總的來說,「街道家具」這個詞從出現到被廣泛使用,反映的是不同時期都市治理邏輯的轉變。
 

臺灣街道家具的生與死:政治造景、城市美學與資本掛帥

(一)起初之時:街道自己長出來的家具

公權力開始介入並主導街道家具的設置與設計,始於十九世紀歐洲的都市規劃,為的是透過設置標準化的街道家具,改善公共衛生與形塑都市地景的一致性,打造出現代化的都市空間。

相較於西方都市,臺灣直到日治時期的市區改正計畫時,才首次經歷了現代主義式的都市規劃──道路、公園等象徵著現代性(modernity)的公共空間首次降臨臺灣,路燈也開始普遍出現於市區當中。然而,此時日本政府仍嚴格管控人民在街道上的活動,並未積極擺置街道家具。

二戰結束初期,臺灣都市建設著重於防空、疏散等軍事目的。彼時的國民政府將大量資源挹注在道路修復,在「反攻大陸」的暫時性治理心態下,並未對臺灣的都市建設有過多的心思著墨。在政治性的限制下,隨著一九六〇年代開始大量城鄉移民湧入、都市空間快速擴張,原本都市的公共設施與服務,於是顯得捉襟見肘。在政府缺席的情況下,許多非正式部門遞補上來、自力營造街道家具,如早期公車亭尚未普及,許多柑仔店代為收售車票,同時也在門口擺放候車用的座椅。

由店家所提供的非正式街道家具,或多或少填補了早期政府在都市環境營造上的缺席(Source: Jisun HanUnsplash

(二)蓬勃發展:街道家具的政治生產

由非正式部門填補公共服務缺口的狀況,到了一九九〇年代後開始轉變。隨著臺灣經濟快速成長與政治民主化,政府為回應中產階級市民對市容環境的要求,逐漸將改善都市空間的計畫納入施政重點。

最關鍵的轉變出現於 1994 年市長民選後。相較於大型公共建設,貼近民眾生活的街道家具,更可作為城市首長展現政績的手段,街道空間頓時成了各方角力的政治造景。以臺北市為例,在陳水扁執政期間,便以提升生活品質與建立臺北人文化認同,來吸引中產階級市民的支持。1998 年馬英九擔任臺北市長時,宣示在臺北市打造具有巴黎浪漫氣息的街頭氛圍,積極引入西方城市美學意象。北市府亦在 2001 年成立「臺北市街道家具設置及營運計畫執行小組」,成為政府專案統籌規劃街道家具的濫觴,也開始讓街道家具成為公部門施政的重要項目。

街道家具的美學化也在一九九〇年代後開始發展,直到今日都未見停歇。如 1999 年臺北市在敦化北路至敦化南路一帶打造「藝術通廊」[2],以及在 2016 年申辦「世界設計之都」[3],都是讓大型公共藝術作品成為街道的一部分,藉此作為城市行銷的重要象徵。誠如馬派地理學家 David Harvey 所說,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社會中,都市競相以獨特文化品牌創造吸引力。街道家具的多重意義正在於,它是常民生活中最熟悉的存在,也是政治角力滲透其中、建構自身治理正當性的空間部署,更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城市競爭下最具體而微的實踐。

➤ 延伸閱讀:面對台灣設計環境的困境與建言 - 設計之都的契機

(三)近來隱憂:街道家具的商品化

公部門對街道家具的投入,改善了公共服務與都市環境,於此同時也帶動了地景營造的商機。為了減少財務負擔,公部門選擇結合私人資本,以 BOT 的方式發包廣告公司負責經營管理街道家具,也以獎勵的方式,鼓勵私人企業投入維護街道家具,舉凡街道座椅、候車亭、公共廁所,都成為企業可認養的對象。在許多街道家具上,都可以看到企業打造品牌形象的痕跡:經歷過九〇年代的人,大概都對「麥當勞叔叔長椅」印象深刻。即使這些長椅和麥當勞叔叔,日後因「人行道上不可擺放私人設施」的規範而撤除,其曾經的身影仍成為了城市的集體記憶。

麥當勞前有著麥當勞叔叔作伴的長椅,是生活過九〇年代的人們共同的記憶(Source: Lyman GeronaUnsplash

的確,私部門的投入固然可能增加街道家具的數量與品質,但有時商業的置入反而會與公共服務的需求發生衝突。如候車亭為了放置廣告燈箱,反而壓縮站牌資訊可擺放的空間。更根本地說,街道上無所不在的商業廣告,是否是一種對市容的破壞?

回顧臺灣街道家具設置的歷史,可以看到幾個不同階段的轉變:從戰後僅關注於路燈等機能性公共設施的營造,到九〇年代執政者積極透過設置街道家具作為一種可見的政績,並開始援引西方城市的美學意象;在這個過程中,政府引入私人資本填補財務預算的空缺,卻也在另外一方面引起了地景商業化的疑慮。

➤ 延伸閱讀:現代之後?美好城市的憧憬 / 阮慶岳
 

街道自造:出現在街頭巷尾的「友善椅」

不如,我們先將視野從公部門設置的模組化街道家具移開,並試著回想那些出現在街邊,有時看似突兀的木製桌椅或沙發吧!這些有點破舊的椅子,起初可能會讓人誤以為是胡亂棄置的自宅家具,直到幾個阿姨伯伯走來,熟稔地在這些椅子上坐下閒聊,才發覺這些椅子恰如其分地融入在城市的日常光景裡。

這類非正式的街道家具,有時被稱作「友善椅」,可能出現在廟口、街邊,或規模較小、沒有設置候車亭的公車站,由居民自主地將椅子擺放在站牌旁供等車的人使用。相較於正式部門提供的街道家具,友善椅出現的位置相當隨機,卻更能貼近地方的需求,經常坐落在居民們時常經過、又不易受日曬雨淋的角落。對年長者而言,比起樣板化的路邊長椅,這些友善椅可能更舒適、更好坐。

筆者第一次留意到這類椅子的存在,是在如今已拆除的紹興社區中 [4]。有位伯伯在家門口擺了一張家裡不要的舊沙發,社區的生活就在這張沙發上長了出來:一位伯伯每天固定時間都會坐在沙發上,看著街角人來人往,附近的鄰居大哥經過也向伯伯噓寒問暖;買完菜的阿姨在沙發上歇腳,住隔壁的鄰居大姐們就像沙發藏著磁鐵般被吸到一旁閒話家常。紹興社區隨處可見的街道座椅,其實反映著社區的組成,由於社區裡有不少居民從事清潔隊工作,回收時看到狀態還完好卻被棄置的沙發、座椅,就會主動撿回來放在家門口。這些椅子的存在,在某種程度上讓社區裡許多年長、行動不便的居民有了更友善的步行環境,讓他們走累了可以稍微停下歇息,閒來無事的午後又能坐在這裡聊聊天,自然形成了居民聚集的社區節點,促進了社區的公共生活,更間接發揮著鄰里照護的長照效果。

紹興社區過去隨處可見的友善椅(Source: 劉學墉攝)

友善椅亦凸顯了城市中相對弱勢的群體,他們被隱藏的生活需求。對於相對邊緣的群體而言,當他們受主流的都市空間所忽視乃至驅逐時,正是這些出現在街角的友善椅,溫柔的承接住了他們的需要。人生百味的創辦人朱剛勇便提到,萬華的友善椅讓無家者有機會更舒服地歇息,而不必勉強在被刻意加上把手的長椅上委身屈膝。

政府設置的街道家具所具有的排除與歧視,從艋舺公園長椅加裝的根根橫桿上一覽無遺(Source: 劉學墉攝)

在街道上,人們每日行經、彼此遭遇,多半是倏忽地擦肩而過,要能使行色匆匆的行人們在路途中暫停片刻,街道家具往往在其中直接或間接地使上了力。街道家具將通行化為時間短暫凝滯的佇足,讓人與街道的關係、人與人的關係能夠有這麼一點時間與空間從中萌芽,也才讓城市的公共生活能夠開展。然而,這不代表街道家具所蘊含的公共性沒有排他性,在日漸商品化的街道上,對於街道家具的追求除了在質的精進與量的提升外,更應該關注的也許是,街道家具是否可以承接住不同的人群在街道上,除了步行以外的佇留需求。

➤ 延伸閱讀除了車站、麥當勞和超商,無家者可以去哪裡?人生百味,要讓街頭成為「所有人」共享生活的空間
 


[1] 英國電信集團(BT Group Plc)發起「領養電話亭」(Adopt a Kiosk)計畫,鼓勵社區團體以一英鎊的價格收購電話亭。在資源不足的鄉村,有社福團體發起將電話亭改造為圖書館或AED配置站,也有社區鼓勵民眾自行放入CD、書籍或雜誌,成為小型休閒據點。

[2] 黃浩德(2017)〈回首「敦化藝術通廊」點點滴滴〉,公共藝術。

[3] 臺北世界設計之都

[4] 紹興社區原址座落於仁愛路、紹興南街與信義路一帶,倚在曾為軍營的中正紀念堂一旁,為早期臺灣戰後與城鄉移民自行營造的社區,也被稱為「非正式聚落」(informal settlement)。
 


參考資料

1. 翁註重、鄭育芬(2013)〈販賣服務:戰後臺北街道家具營造的歷史分析〉。臺灣社會研究季刊90: 115-162。

2. 傅雅祺(2016)〈城市的表情——街道家具的美麗與哀愁〉。眼底城事

3. 朱剛勇(2019)艋舺公園、茶店、友善椅:老少年少女的社區交際場。眼底城事

4. Gökçen Firdevs Yücel(2012) Street Furniture and Amenities: Designing the User-Oriented Urban Landscape. Advances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5. Fabrice Pincin (2013) A Brief History of Street Furniture. Urban Design Magaz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