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稻埕內的百年溫柔鄉 ─ 從江山樓到文萌樓 / 林冠瑜

大正 12 年（1923年）4 月，來自母國的裕仁皇太子行啟(註1)臺灣，肩負這場極具尊貴重任的「國宴」，正是當時來自大稻埕的「四大旗亭」之二的江山樓與東薈芳。江山樓的臺菜廚藝，更是往後多次皇族來臺的指定供膳，其料理技藝精湛，還曾獲得臺灣總督府所頒發的獎狀。

然而，江山樓等「四大旗亭」，如此具有稱霸全臺的高度廚藝演繹與名聲，並非是大稻埕的偶然，這些西臨淡水河岸知名酒樓的日常，當然也不是天天都有的貴族宴席，而是地方仕紳與名流商賈交際應酬、飲酒逸樂的重要場所。

 

大稻埕的娛樂

清咸豐十年（1860 年），隨著艋舺商港淤積，大稻埕通商口岸因而開放，漸漸成為臺北商業重鎮，娛樂產業則應運而生。據傳在大型酒樓成立前，早已有無法計數的土娼寮在此生根，當時更有「南郊北郊拍拍走，不值得城隍廟口幾粒蟯」，意思就是商戶們在中元普渡大肆祭拜，也不如城隍廟口妓院所辦的鋪張奢華。

一個商業城市的誕生之初，因開港繼而累積的高密度人口，具有乘載男性勞動族群性需求的產業，娼妓，一直都是人類文明的常態，日本政府也在統治臺灣的隔年 1896 年實施公娼制度，並頒布貸座敷遊廓政策，選定了已沉寂沒落，又位於邊緣位置的艋舺作為特定遊廓，將風化產業劃界隔離。然而較為特別的是，大稻埕作為新興的商業中心，酒館、娼館也以江山樓為中心的開業，卻免於被劃為遊廓的命運，各式風俗產業在此自由的蓬勃發展。

大型酒樓興起，顯示大稻埕的娛樂多樣性，來酒樓的人客雖多為經商應酬，大饗酒食是其一，也有風俗雅士到館聽曲，聽藝妲彈唱南、北管或吟詩作賦，當然，醉翁之意究竟是為酒食、聽奏，或是店內招牌藝旦，已難分別。相對於地方仕紳商賈，能有重金至酒樓，聽藝旦來曲南北管風雅助興，，普羅販夫的情慾就只能藉土娼來滿足。

 

藝旦與娼妓的命運之勢

大稻埕的藝妲規模，今日的我們大概很難想像，時曾有言，「未看見藝旦，免說大稻埕」，便能窺探一二。事實上，全臺雖酒樓林立，但大稻埕因地利與靠近統治核心，藝旦素質可說是群冠全臺。

這些學成藝旦，首先會到中南部過水，累積交際手腕，也能累積回臺北開業前的「第一桶金」，因此也間接將臺北的潮流文化，帶往中南部。在臺南創刊的《三六九小報》，就曾記載了臺南 224 位藝旦的相關紀錄，其中有 172 位來自臺北州，而其中更高達 90位來自大稻埕，報上更記載：「臺灣大宗物產中，除糖米茶煤而外，予嘗戲以北里胭脂，加入其中，蓋北妓之進取，遠而南華南洋，進而全島各地，星羅碁布，幾乎無所不有。」文中所謂的「北里」即為大稻埕，規模之勢可見一斑。

藝妲們的學習，依照邱旭伶在《臺灣藝妲風華》中分析，大致為三大部分：技藝、撫媚之術與應酬功夫，也就是除了才藝能受到文人雅士的青睞外，體態與儀態需符合當時的社會喜好，在一顰一笑、舉手投足間擄獲男性芳心，至於應酬則是應對進退得當，甚至能周旋在嫖客之間，即使色藝沒有其他藝旦驚艷，也能在觥籌交錯勝出，當然，老鴇私家修飾、裝扮或床笫，就要看各家本領。另外，具有特殊專長的藝妲也能有獨門生意，日治時期文人吳漫沙就回憶，當時有許多中國來臺的生意人，會被招待至蓬萊閣，席間就會指定會說北京話的藝妲來作陪。

這些從小因家貧而賣到養父母家（有時是年老的藝妲）的「媳婦仔」，為了能在學成後，與文人雅士舞文弄墨，在妓院內接受嚴格的讀書寫字、吟詩填詞與彈唱的訓練，平日學習稍加怠慢，就會遭到毒打、虐待的新聞是時有所聞。

所謂藝旦，最常聽見的便是「賣藝不賣身」，意味著藝旦是具有色藝之女方能勝任，《三六九小報》曾寫道，「妓女之所不可缺者。為色藝二事。去一猶可。盡缺則成土娼矣。」可見得當時將土娼視為娼妓最末一層，藉此否定原生本能作為職業的可能。社會對土娼的歧視與罵名，一方面加強鞏固藝旦的「高雅」，另一方面則強化了藝旦與藝旦消費者特殊的社會地位。

雖然有藝旦與土娼的階級分別，但女子也隨著際遇或是年紀在娼妓的階層上流動，有機運者能離開酒樓，嫁做人婦，也有些在年老色衰後，生活潦倒，最終只能淪為私娼。

 

時代衝擊下的娼妓

日治時期的臺灣，受到殖民統治現代化與和洋文化的傳入，大稻埕的藝旦館與酒樓在1930 年代產生了劇烈的轉折，原本在酒樓的藝旦們，逐漸成為了懂日文、唱流行歌的「摩登藝旦」，像是酒吧、咖啡廳、舞座等新型態的娛樂場，也取代了過去演唱南管、北管的傳統藝旦，「摩登女性」與職業女性開始從事咖啡館的女給，也讓女性在職業選擇上有了不同的路。

雖然日本時代的娼妓產業，逐漸以其他職業來取代，但性產業仍是城市發展中，無法迴避的存在。1949 年，國民黨統治下的臺灣初期，原本朝向廢娼的趨勢，卻在大量外省男性移民的因素，先是以「特種酒家」的名義規範。

1956 年，政府正式頒布〈臺灣省妓女管理辦法〉，大稻埕「江山樓的妓女區」也在此時正式成為受官方管制的娼妓專區。雖然娼妓或娼戶在政府發放執照的狀態下，可進行娼館與性工作執業，也是首次法條明白揭示性產業在都市中的存在地位，但整部法條仍是以廢娼作為最終目標。例如娼館執照不得轉讓、出租或是繼承，負責人死亡後就不得再營業等規定，比較起發放執照之初有上萬名合法公娼與現在廢娼後的狀態，性交易逐漸轉為地下化。

 

文萌樓裡的日日春：公娼的死與生

位於歸綏街的文萌樓，是江山樓周邊的妓女區的其中一戶。政府頒發執照時將公娼館分為甲、乙、丙三級，而文萌樓就是甲級娼館，價格也最高。合法的娼館依規定須定期接受衛生檢查，樓間能敞開門戶，所有交易攤在陽光下，小姐遇到壞客人能報警，遇到「白吃」的嫖客，也能報警，小姐與警察互動良善，成為大稻埕一隅的景象之一。

成為公娼的好處，最顯而易見的便是不必偷偷摸摸，也不擔心受罰，娼妓和嫖客之間的互信，是城市裡的另一個景緻。如今在文萌樓內，仍擺放著一幅小姐們的日常圖像：在洗手台上的欄架，擺著一個個七彩艷麗的臉盆，是小姐每天在工作前，幫客人擦澡、清潔的工具。有時這一來一往間，便能先替自己把關，發現有性病的客戶，就會建議對方求診，拒絕交易。還曾有小姐及時發現客人的睪丸癌，使他保住一命，也讓這位死裡逃生的客人，滿心感激小姐的細心，成為了文萌樓的美談。

1997 年，歸綏街公娼館在時任臺北市長的陳水扁任內，「魄力掃黃」而倉促廢娼，更有五名公娼生活困難因而自殺，這些有血有肉的「賺吃查某」也在那年，就此消失在僅存法律的可視範圍內。

合法公娼走入歷史的同時，也走進私娼的環境中，在更加卑微的工作環境下生存。娼妓的歷史與生活就算不希冀被充分理解，但其視與見也隨著政策的廢除，被封鎖在都市想像的圖像之外。1997，廢娼同年，聲援性工作權益的日日春協會開始一段漫長的臺灣妓運，但那又是另一段故事了。

曾在文萌樓工作的名妓官秀琴曾說，「我為自己的生活，我為大眾服務，我賣自己的肉，我賣自己的貨，我沒有去偷去搶，我很勇敢，我站出來是要拜託大家，支持我們已經在崖邊，退一步就要退海的女人呀！」2006 年，人稱官姐的官秀琴在基隆海邊被發現，結束她 52 年的生命，並見證了臺灣娼妓的歷史如同絢爛的大稻埕煙火，燼滅於江岸之中。

註1：行啟，日語，尊稱皇后或皇太子外出。天皇外出稱作「行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