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覽會時代的都市樣貌：日本時代博覽會與臺北城市空間
文 / 凌宗魁
博覽會時代的都市樣貌：日本時代博覽會與臺北城市空間
編按：城市、國家為什麼舉辦展覽？展覽起初企圖展示的又是什麼？作者凌宗魁帶領我們從19世紀博覽會時代，展覽作為國力炫耀與張揚開始認識，並回顧臺灣在日本殖民時期也參與這股潮流，不僅在島內舉辦各式博覽會也到國際參展，展覽成為開拓現代化的工具，更可從展館展示與參展內容看見近代城市樣貌與產業發展；城市也因著這些展會舉行有了空間轉變，如日殖後期1935年的「始政四十年記念臺灣博覽會」為臺灣歷史上第一次舉辦以全島為規模的大型博覽會，其中以臺北為主要舉辦場地，拆除臺北城牆而成的三線道（今中山南路、愛國西路、中華路和忠孝西路），改變了城市交通地貌影響迄今，並留下今日228和平紀念公園、臺北市中山堂等建築，就讓我們跟著作者來一趟跨時空的博覽會之旅。
從帝國到世界的博覽會
一般人如果在辛勤發展事業積攢財富之後獲得成功，結交眾多五湖四海的朋友，收購名貴古董藝術品，接下來該如何展現各方面軟硬實力，擴展更多人脈與開啟更多機會？許多人會興辦盛會大宴賓客，展示雄厚財力與豐富成就，換取更多潛在的機會與利益。19世紀是帝國主義的時代，近代國家體制成型，躋身列強的國家就像功成名就的人生勝利組，莫不竭盡所能展示攫取自廣大殖民地的資源與財富，獲得更多國際政治軍事和商業貿易的發展空間，而最能具體而微顯示這個熱鬧紛呈時代的象徵，莫過於各國開始競相舉辦的萬國博覽會。
博覽會的原型是源自歐洲中世紀的商會市集，隨著資本主義發展與商業的社會地位提升，開始由國家舉辦的「超大型市集」博覽會，最初出現於1851年的倫敦，全名為萬國工業博覽會(Great Exhibition of the Works of Industry of all Nations)，由聯合王國的統治者維多利亞女王王夫阿爾伯特親王和發明家亨利‧科爾(Henry Cole)爵士籌辦，從活動名稱可以看到工業科技的進步是當年的展示重點，展現工業革命後英國乃至世界工業蓬勃發展與突飛猛進的成果。
那場博覽會最受矚目的明星場館，是坐落於海德公園的水晶宮，由園藝師約瑟夫‧帕克斯頓設計，那是一座以鋼骨及玻璃構成的巨型溫室，在建築史具有革命性的歷史地位，建築本身就是展示國力與科技實力的具象奇觀，面積達71,794m2，長寬各為563m×139m，高度達41m，比三座聖保羅大教堂還長的龐然巨物，展示分為原物料、機械、商品和藝術品等四大類共十萬件展品，包括巨大鑽石「光之山」、塞夫爾國家製造廠的瓷器、管風琴、液壓機和消防車等，場館外還有可以走進球體內欣賞世界地形和氣候，直徑達26m的巨大地球儀等，讓六百萬人次的觀賞者目不暇給，連場館內付費使用的抽水馬桶也是邁向現代生活的展示品。展覽的外溢效應帶動全國各產業的活絡，如各家鐵道公司就為了對抗競爭對手汽船業者，在博覽會期間大幅調降票價爭取乘客，車資甚至只要平時的三分之一；推陳出新的造紙與印刷技術，也讓報章雜誌和文宣成為傳播博覽會訊息廣泛流通的載體。此次展覽的門票等豐厚盈餘，也成為英國之後設立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科學博物館和自然史博物館的基金。
倫敦萬博的成功，開啟列強在各大城市舉辦大型博覽會的競爭風潮，其中法國到二戰結束之前，共在巴黎舉辦了六次萬國博覽會，再加上裝飾藝術和殖民地特展等主題性博覽會，扣除一戰時期動亂的停頓，幾乎每十年就會舉辦一次大規模國際博覽會，至今仍可見到的城市地標艾菲爾鐵塔、大皇宮、亞歷山大三世橋、奧賽火車站（博物館）、夏悠宮和巴黎現代藝術博物館，都是為了博覽會而興建，博覽會的展示部門也日趨細緻，如1867年法國第二帝政時期的第二屆萬博，就將場館規劃為美術、學術、家具、紡織、機械、材料、農業、演藝、畜產、特展等十大類，每類中又各有不同國家的參展場館，觀眾可以透過精心安排的動線，比較各國的文明程度與文化差異，「將世界納入單一標準的框架系統」，正是帝國耗費鉅資舉辦此種大型博覽會的目的之一。而在博覽會結束後，巨型的陳列場和異質商品的混合展售，也在大型建築構造技術逐漸成熟後，為大城市留下「百貨公司」這樣迥異於傳統商業店鋪的消費場域。直至21世紀的人類仍在舉辦博覽會，固然國家之間的角力與較量永遠不會止息，然而最重要的目的卻已不再是帝國主義的炫耀與張揚，而紛紛以永續發展、友善環境等當下全世界面臨的課題為主題，科技文明的進步仍然是支持博覽會辦理的基礎，對待地球和國際關係的態度卻更多了謙卑倫理與對和平的渴望。
從日本到臺灣的展示與互望
#明治維新至1945年終戰前日本舉辦的各式博覽會
臺灣在日本時代的帝國統治下，也因應始政紀念日等名目，舉辦各種名目的博覽會。先把鏡頭拉到日本國內，明治維新後舉國追逐歐美列強步伐的日本，也逐年舉辦場地遍及東京、京都、大阪、名古屋的博覽會，針對工礦業、冶金、機械、農林、水產、園藝、美術、織染、手工業、衛生和經濟學等主題，進行國家層級的展示宣傳，除了國力和科技的展示，在高等教育尚不普及的時代，博覽會就像定時舉辦的大型社會學校，引領大眾消費品味與生活水準轉向現代化，也提升本國產業的生產力與品質。
中央或地方政府辦理博覽會具有集中運用公共資源效率的優勢，對於動用國家力量進行土地徵收、場地整備和館舍興建等公共工程的效率卓著，而商工團體如實業協會和同業公會等民間組織也沒閒著，會在籌辦期間組成協力團體「協贊會」，募集資金並收取參展及入場費用，並統籌經營博覽會中的餐飲、商品販售與廣告設置分配，並且也會和公權力交互擔任主辦角色。廣大的參觀人潮帶來商機，促進城市中的交通旅遊、食宿餐飲、服飾及地方特產活絡興盛，透過在大城市的地方特色產業宣傳，更促進日本廢藩置縣進入中央集權的整體國家概念後，地方特色與認同的塑造。從明治維新到1945年終戰前，日本共舉辦大小博覽會154場，平均每年兩場的頻繁辦理，灌輸社會大眾來自官方的政策立場與文明開化價值觀，而在語言和文化不同的殖民地，更具有改造社會的政策意涵。
#1897年起臺灣首度參展、以各式特產打入世界市場
早在1897年於長崎舉辦的「第九回九州沖繩八縣聯合米外十八品共進會」，臺灣總督府就以臺灣特有植物和商品物產參展，包括李春生的烏龍茶、辜顯榮的鳳梨纖維、林振芳的苧麻和林汝言的藍染均獲褒狀；同年在神戶舉辦的「第二回水產博覽會」，也以基隆近海及西部漁業鹽產等351種展品參展，將新領地的產業納入政府系統的展陳架構。1900年法國舉辦第五屆巴黎世界博覽會，臺灣總督府也以樟腦事業、包種茶及烏龍茶為展品，派遣技手藤江勝太郎與茶商吳文秀擔任委員參展，成為臺灣在國際博覽會中打開世界市場的開端。
#1898年起臺灣自辦的各式博覽會
而最早在臺灣舉辦的博覽會，則是1898年於臺北舉辦的「內地物產博覽會」，臺灣總督府並於同年頒布〈物產陳列館規程〉作為法令依據，設立徵集參展品的審查品評標準，再將獲選商品與農產作物送往國內參加展覽，促進農作物產商業化和種植改良標準化機制。1908年縱貫鐵道通車，《臺灣日日新報》主筆木下新三郎與茶商三好德三郎聯名發起「汽車博覽會」，邀集辜顯榮、林熊徵、黃南球、吳鸞旂、吳德功、林月汀和王雪農等企業家，向鐵道部租借十節車廂，將吳服、洋傘、大甲帽、木屐、蚊帳、化妝品、書籍、玩具、飲料、罐頭、糕點、火柴和藥品等商品置於車內，並於車上設置喫茶店和啤酒屋，供應和洋餐食，在臺灣各主要車站停留一至三日不等，推銷車上商品，共吸引一萬五千人參觀，名為博覽會，實則為商品販售會，結合利用令人耳目一新的近代科技文明，探查日本商品在臺灣市場潛力，也透過流動的展陳空間，將交通工具的車窗轉化為陳列商品的櫥窗，打破博覽會於固定場域辦理的場所特性。
同年在臺北，也於鐵道全通慶祝期間，舉辦「臺北物產共進會」共襄盛舉，選定竣工不久的新起街八角堂市場（今日西門紅樓）為主展場地，展售在臺日人由日本徵集而來的農畜產品、釀造品、竹木手工藝品、水產、礦產、窯業品和產業相關器械，並首度在臺灣的展示活動運用夜間電燈照明，也被列入前來臺灣參加縱貫線通車式的閑院宮載仁親王巡視行程之內，這樣運用現代化建設成果與博覽會活動相互拉抬宣傳的模式，在1916年為了紀念始政二十周年的「臺灣勸業共進會」也有所延續。
1910至1915年，總督佐久間左馬太推行五年理蕃計畫有成，掌控山區豐富的林產、礦產與樟腦資源，便意圖將1916年的共進會，打造為「世界性的南洋博覽會」，除網羅北海道、樺太（今日庫頁島）、朝鮮和滿洲物產，還邀集華南、香港、法屬中南半島、英屬印度、美屬菲律賓、馬來半島、暹羅和爪哇物產，將臺灣打造為經營熱帶經驗的模範，吸引更多日本資本家投資臺灣。這次共進會由民政長官下村宏擔任會長，臺銀總裁櫻井鐵太郎和臺北廳長加福豐次為副會長，統轄總督府土木局、殖產局與臺北廳各單位籌辦，以興建中的臺灣總督府新廳舍為第一會場，高達60m的中央塔樓成為仿效巴黎艾菲爾鐵塔的望遠地標，於共進會期間收費供民眾搭乘升降機登塔參觀，一至四層5錢、四層至頂10錢，一日收入可達150圓，吸引力更勝擺滿各樓層的物產與展品。總督府正門廣場則在尚未完成的玄關位置，放置北白川宮能久親王銅像，布置噴泉和瀑布水池，夜間佐以照明設備，「由電光光線作用，各有淡紅色及淡綠色噴泉，以下自上，踰丈越細，作散沫若游龍夭矯飛舞，旁峙椰子綠意繽紛，標榜熱帶的固有之色彩。」而勸業共進會的第二會場位於今日南海路植物園前身的總督府林業試驗場臺北苗圃，設有南支南洋館、機械館、蕃俗館、家畜館、園藝蔬菜館和菲律賓廳農舍等，其中參觀完陳列南洋諸國和中國物產的南支南洋館，之後隨即接續介紹各種發電機組、染織機械和工廠模型的機械館，藉由展館動線安排凸顯產業「進步」的軌跡，可窺見主辦單位對於文明形象塑造的考量。
整座城市的建設成果都是我的博覽會場
#博覽會與空間關係：於臺北公會堂周邊（今日臺北中山堂及中華路）的第一會場
舉辦於1935年10月10日至11月28日，以臺北為主場地，大稻埕、草山（今日陽明山）、基隆、板橋、新竹、臺中、嘉義、臺南、高雄、花蓮港和臺東等為地方館的「始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博覽會」，是臺灣有史以來第一次舉辦以全島為規模的大型博覽會，耗資1,119,407圓，在五十天展期中吸引2,738,895人次到臺北主場區參觀（當時的臺灣人口約五百二十萬人），是臺灣史上最大型的展覽活動。其中位於臺北公會堂周邊（今日臺北中山堂及中華路）的第一會場，以及位於新公園（今日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的第二會場，屬於主辦單位自行規劃，由營繕課長井手薰統籌設計的直營館區。其中第一會場包括宣傳帝國完整體系新版圖的「滿洲館」、展示以鉅資改變臺灣農業環境條件嘉南大圳等產業設施的「產業館」、呈現治理四十年交通建設成果和交通工業技術發展的「交通館」、展示纖維、蘇打、肥皂工業等總督府中央研究所實驗成果的「興業館」，展示日本全國物產的「府縣館」，另外還有林產、製鐵、糖業和礦山等產業主題館舍。
#博覽會與空間關係：於新公園（今日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的第二會場
第二會場由警務部籌辦，召集軍方、臺灣電力株式會社、專賣局、船舶公司等單位共同策劃，內容包括充滿教化意味的保甲監督、戶口事務、專賣制度、消防防災、衛生防疫、國防動員等主題，以及東京、大阪、京都、奈良等日本大城市主題館，並有提供娛樂的迎賓館、兒童館、演藝館、映畫館和音樂堂。雖然除了移地擴建的音樂堂以外，會場內乍看沒有特別為了這場盛事而興建的永久設施，但無論從城市迎賓門面的臺北車站前廣場、拆除城牆建設的三線路、都市計畫開放空間的新公園（今228和平紀念公園）、以紀念新紀元為名興建的市民集會設施公會堂（今臺北市中山堂），以及接駁主場館和市郊分支會場的便利交通系統，處處都是展現多年城市規畫與建設成果的大型展場。
博覽會時代與現今臺北城市空間
#臺北放送局演奏所→臺北二二八紀念館
在博覽會舉辦時期的新公園內，當時已有一座由社團法人臺灣放送協會製作音樂、戲曲、演講和播報新聞的建築「臺北放送局演奏所」。早在1925年，同樣於新公園舉辦的「始政三十年記念展覽會」，便已在總督府廳舍內設置播音室進行臨時播音；1928年遞信部臺北放送局開始試驗性廣播，並且不收取收聽器材費與收聽費；1930年正式設立10千瓦的廣播電臺，由總督府營繕課技師栗山俊一設計。這座混合西班牙安達魯西亞式拱廊和中國江南馬背山牆，表現興亞風情並塗上輕快銘黃色外表的館舍坐落於公園東南角，於1930年年底落成，為了維護廣播機具器材，設置先進的中央空調系統，除了溫度還可以控制室內溼度。1931年社團法人臺灣放送協會成立，收聽費訂為月額1圓，之後板橋、臺南、臺中、民雄、花蓮的放送局接續開設，並使用短波對海外進行日語、英語、福建語、北京語、粵語、馬來語和越南語放送，直到1945年進行終戰的玉音放送後迎接改朝換代，至今仍可在新公園中看到改為臺北二二八紀念館的放送局廳舍和充滿東洋風情的亭閣式擴音亭。
#拆除清代城牆闢建之三線路→今日中山南路、愛國西路、中華路和忠孝西路
1933年進入古倫美亞唱片會社專職譜曲的音樂家鄧雨賢，為周添旺作詞的〈月夜愁〉譜曲，也以拆除清代臺北府城城牆後闢建的寬廣三線路大道為場景，抒發相約之人未出現的憂愁情景，戰時此曲由軍部改為進行曲式的「軍伕之妻」，由作詞家栗原白也改寫日語歌詞。
三線路的範圍為今日的中山南路、愛國西路、中華路和忠孝西路，規劃道路時在路面栽種井然有序的植栽，劃設規整的分隔島，道路兩旁配置代表現代化治理成果的政府廳舍、學校醫院等公共建設和公司行號，分隔島上的棕櫚科行道樹反映來自高緯度溫帶的日本人對南洋的想像，混合的風情反映臺灣城市疊加多元族群與文化投射的豐富樣貌，沿著象徵文明的三線路，隨〈月夜愁〉從博覽會的時代傳唱直至今日。
日本時代在臺灣舉辦的博覽會，展覽場館雖然大多是搭建臨時建築，並非為了博覽會興建永久建築，而是延用三線路、博物館、總督府和公會堂等既有建設做為展覽場地，但這些使用至今日的珍貴文化資產，也因此仍可映照出曾經的時代風華，做為未來持續發展的願景基礎。
透過廣播傳唱照在三線路的月色
➤延伸閱讀：邊走邊看日治臺北城：欣賞拱圈與塔樓構成的城內建築
參考書目：
程佳惠（2004）臺灣史上第一大博覽會1935年魅力臺灣Show / 遠流
呂紹理（2005）展示臺灣: 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 / 麥田
吉見俊哉（2010）博覽會的政治學/蘇碩斌、李衣雲、林文凱、陳韻如譯 / 群學
陳柔縉（2018）一個木匠和他的臺灣博覽會 / 麥田
首圖來源：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openda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