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3.26文/郭瓊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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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禦病毒,要「見縫補綠」:健康城市的翡翠項鍊,從隨處可及的綠地鑲起

文/郭瓊瑩

文化大學景觀學系系主任郭瓊瑩,曾在內政部營建署國家公園組擔任技正八年,並長期擔任國家公園計劃委員,熟知國家公園發展,也是國內研究國家公園的著名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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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禦病毒,要「見縫補綠」:健康城市的翡翠項鍊,從隨處可及的綠地鑲起

面對病毒的侵擾,「空間」是處方

就城市的發展史看,全球的流行疫情並非只有近幾個世紀才有,早在 14 世紀的黑死病便有過造成上億人喪生的紀錄。在過往的 7 世紀之中,全球各角落亦偶爾會出現無法預期且大規模傳染的流行病,導致短期之內喪失的生命數目比戰爭中身亡的人數的更為可怕。是以,今日各國在談防疫,除了疫苗研發之外,在空間規劃界已開始自另一個角度探討省思——除了「治療」人類,可否有其它方式「預防」或「減輕」這些病毒之侵襲?

都市需要有充裕的開放空間與綠地,提供市民舒壓與緩衝之空間(Source: 郭瓊瑩提供)

在空間專業界的討論中,其實有兩項最基本、最平凡也最為關鍵的因子,或許也正是因其過於理所當然,導致它們的重要性往往會被疏視。這兩項在空間規劃中的關鍵因子,就是兩個 Keyword——「空間(Space)」與「健康(Health)」,而這兩個字正好與景觀專業者之專業責任完全吻合。本文擬在此「疫術城市」的專題中,從空間與健康的關係,切入探討人與環境在尺度上與密度上之關係,會在人們精神的層面上,產生什麼樣的適意效果與舒緩效益。
 

健康城市:紐約「種 100 萬棵樹」計畫

當我們的城市治理或建築管理一直在推動「綠建築」政策時,大家其實也忽略了,不應只是責成個別建築物有無符合綠建築標章就好,也並不應該認為構築人類居住與生活的空間,只要全部使用節能之材料即可──推動「綠建築」政策的終極目標,其實很簡單,就是要營造一個健康的環境(Healthy Place)供人類生活,也因此每一個健康的環境假若能組合起來,我們的城市勢必就會趨向「健康的城市」。

都市綠化之拓增結合大型社區發展,提供了市民生活於「健康城市」之綠色基盤(Source: 郭瓊瑩提供)

不過,正因開闢公園綠地與開放空間,多已被視為理所當然,在沒能匹配人們對未來邁向高科技化、高智能化等智慧城市想像的情況下,一直未被政府納入公共設施建設的優先順序當中。當「健康」政策轉化成 Welfare(福利),而非更讓百姓有感的 Well-Being(好好健康自在的生活),也非先進國家探討的福祉( Wellness),亦即每個人皆有能力自主地因地制宜,追求並保持最佳健康狀態)之時,很容易被誤導為只是由政府單方向、單目標地「給予」或「施惠」。

為改變上述偏差的觀念,在疫情之前,前紐約市長 Bloomberg(彭博)實際上在 2007 年即開始關注「健康支出」與「都市規劃」之關係。他是個媒體人,對城市治理有不同的敏感度,他發現弱勢族群的生活環境,多與綠地少、空氣品質不佳相關,也發現生活空間密度過高也與呼吸道及肺部疾病有關,這些不利的都市環境所造成的健康成本,亦反應在總體市政支出的社會成本之上(此亦與美國之醫療保健制度相關)。

都市中之近自然綠地空間兼具生態與人民身心靈之服務機能(Source: 郭瓊瑩提供)

為此紐約市推動了「種 100 萬棵樹」計畫,並以每個人步行 5 分鐘就應有各種大小不等的綠地可及為其施政大方針。其背後之科學論述是,紐約市雖已擁有一個 320 公頃的中央公園,但在此超大尺度的水泥叢林中,「綠地」依然太少了,且分佈不均,因此希望透過一個 10 年計畫來「見縫補綠」,改善不同階層市民的健康與福祉。

到 2016 年,百萬棵樹計畫已達標,同時亦調整了諸多街道、小型廣場以串連成行人徒步區。雖然此次疫情紐約受創慘重,但前人種樹政策逐漸成蔭之後,尤其在面對今日防疫如此注重社交距離(Social Distance)的情況下,這個「綠政」的效益應會被擴大突顯出來。

綠化可以是見縫插綠,也可以是大面積都市林之營造(Source: 郭瓊瑩提供)

健康的河川、水岸、充滿綠蔭之鐵道均是無可替代的Social Distance機制(Source: 郭瓊瑩提供)

疫情期間只有綠地與開放空間最受市民親睞,此即印證了「Healthy Space」之防疫機能(Source: 郭瓊瑩提供)

福祉社會的建立,從觸手可及的綠地開始

搜尋各國的「衛福部」之英文名稱,發現有非常不同的「民生治理」思惟。日本用厚生省(出自尚書.大禹謨厚民之生),而其英文名為「Ministry of Health、 Labor & Welfare」;美國為「Dept.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英國為「Dept.of Health and Social Care」;德國為「Federal Ministry of Health」;法國為「Ministry of Social Affairs & Health」。

依此解析廣義的「Health」,應涵蓋「衛生、社會、福祉」,為此國家有責任謀求人民之「健康」與「幸福」,而非只在技術面之組織章程中管理食品安全、醫療制度、環境衛生⋯⋯。在後疫情討論此議題,似乎以「厚民之生」尤為貼切。就城市治理與都市空間規劃,乃至國土規劃層級來看,如何讓人們能夠更直接地享受到生活週邊的綠地以及及開放空間,而非一定要以旅行的方式到達「風景區」才能享受綠生活,以這樣的思惟與價值觀去思考都市的開放綠空間如何規劃,似乎才更是與人民契合的「民生政策」。

任何有助於促進人民健康的建設投資,均應是政府第一優先的基本責任,這當然包括了健康清淨的水資源、空氣以及土壤,還有得以紓解身心壓力的「不必付費」空間。也因此,相對於著重在技術層次的「綠建築標章」,營造多元充裕之「健康環境」,在整體都市治理以及未來前瞻的規劃上才更具有實質的意義與價值。

波士頓的翡翠項鍊計畫證明了水與綠對市民生活福祉、健康生物、生態棲地之重要性(Source: 郭瓊瑩提供)

因疫情限制了旅遊之自由時,居家附近之社區綠地尤為重要(Source: 郭瓊瑩提供)
 

城市的翡翠項鍊

早在 2007 年,歐美各國的景觀專業界即發起了一項稱作「Public Health and Landscape—Creating Healthy Place」之「專業立場聲明」(Position Statement)。這五大聲明,可以歸納為:

1. 營造健康環境,改善空氣、水、土壤之品質,以減輕氣候變遷之衝擊。
2. 兼蓄關照弱勢與先天健康不平等的族群,透過設計提升其生活型態,增益健康之權制。
3. 設計並營造多元尺度之綠空間,增進人民的社交互動,舒緩孤獨感與壓力。
4. 營造健康環境應無所不在,包括人民之工作、學習與家居生活。
5. 透過修復土地(地球),同時達到療癒人們之身心健康,此為設計責任之一體兩面。

當然,上述景觀專業者之「立場聲明」,亦得以向外衍生為相關規劃設計者之責任。這十多年透過來真切深刻的專業本質反省,聲明當中倡議的思維與信念,應得以逐漸融入每一位從事空間與環境規劃之工作者的血液中。此次疫情期間,可以看到許多相關行動正積極開展:諸多城市將大型停車場暫時轉型為戶外賣場,將街道開放空間變成遊戲場(減少兒童使用遊具之群聚機會),或是運用可移動的大型盆栽作為街道行道樹,增加街道或人行道戶外餐飲之 Buffer Zone(社交緩衝區)。

封街後之行人徒步區、大型辦公大樓之屋頂綠地均可以是疫情期間之「緩衝區」(Source: 郭瓊瑩提供)

將這些就在你我生活週遭的綠空間、開放廣場串連起來,正是市政建設中最基礎之綠色基礎設施(green infrastructure)。這些理念在 100 多年前景觀建築之父 Frederick Olmsted 的規劃設計中,面對波士頓查理斯河流域的汙染,即透過改善水岸濕地,並在各社區大大小小的綠地串連行動中,建構了一個紮實的「翡翠項鍊」——它可以無限延伸入滲成為一個城市之綠網,理念清晰、作法簡單,也成為今日世界各城市規劃之基本信念。

台北昔時有「三線路」,台中有「綠園道」,這些有 100 多年歷史的綠道,也曾經是都市重要的景觀與現代化象徵。如果有機會再從健康國土的視角好好檢討今日各縣市之國土計畫,防疫與健康政策尤應與生態保育融合為一。「翡翠項鍊」只是個形容詞,但也應是個規劃設計之「動詞」,無論其規模、空間型式與長度,其對於今日防疫城市之價值觀而言,就是具象的空間緩衝、都市留白與都市生態兼生命系統可持續發展之藍圖。

疫情期間,所有市民均渴望在旅遊與社交受限情況下,得以有機會走出室內擁抱開放綠地,其對心靈療癒具社區可及性(Source: 郭瓊瑩提供)
 

劇烈變遷的世界,需要更健康適意的環境

後疫情加上全球氣候變遷的劇烈衝擊,人類的生存環境與生活空間之基本要素,也已經跳脫傳統之計畫型經濟模式與價值標準。此關係到陽光、水、空氣、土壤與乾淨能源之取得,以及可持續性之維生機制。儘管世界人口仍會成長,而台灣人口將出現負成長,環顧總體國土空間資源之潛力與優勢,台灣的競爭力將關係到每一位國人,對其自身生活與生存價值觀的修正與重新定位。科技之進步顯然無法預期,各種巨大風險亦難以預期。如果,有朝一日當大環境又回歸到沒有能源的原點時(如此次美國德州之寒凍衝擊),應是我們在思考人類生存環境空間之規劃與城市治理目標之重新調整定位時,應是我們應有之新挑戰。

「健康適意」環境之營造並非只是表面的綠美化行動而已,在更根本的需求上,它更是在回應當前全球化、少子化與高齡化的社會,如何去因應與適應快速且劇烈變遷的環境風險。健康環境,是身體健康之基礎,適意環境則是心理健康之根本,若兩者可合而為一,則當代與未來世代的人們在抗衡各種疫情時,應能夠擁有更務實與更彈性的調適力。作為環境規劃與治理之專業者,承擔「健康環境」之建構,似乎是更為理所當然且當仁不讓的任務。

作為都市規劃師、景觀設計師,乃至治理決策者應有責任確保「健康適意」之環境,此正是後疫情城市規劃之新使命(Source: 郭瓊瑩提供)
 


首圖來源:Photo by Nerea Martí Sesarino on Unsp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