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殷寶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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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書摘分享】台北．城市．博物館

生態博物館

人類及其所生存的環境，這兩者為生態博物館定義所包含的兩大軸心概念。在此，所謂的「人類」係指稱所有民族學博物館所稱人類，也是文明社會，以及建築歷史與藝術史中所述及的人類；而生存環境可以指涉自然環境，也包含社會與文化環境。換言之，生態博物館關心的是人類及其所生存的環境（周佳樺，2014：32）。

「生態博物館」一詞的用法乃是由瓦西伯翰（Hugues de Varine-Bohan）所創發。1971年出現於格林諾伯（Grenoble）的國際博物館會議，用以界定他和法國另一位博物館學者希維耶（Georges Henri Riviére）當時在博物館界共同推動的一個運動（張譽騰，2003：14）。

希維耶很早就撰文主張，生態學概念所指涉與關切的是人與環境關係。但強調應以整合性的觀點，而不應劃分自然及人文兩個環境分類。先於生態博物館這個名詞出現的1970年代，博物館早就已經關注如何帶入自然保育的概念。但在1960年代末期的博物館，不論角色或功能因已經漸趨於老舊保守，處於社會之中，卻對社會當今的課題毫不關切等矛盾均備受爭議。而「新博物館學」在這個時間點浮現，強調博物館應該善盡為民主社會服務的功能，擔負起社會使命，創新其展示溝通方式，以及博物館跨學科領域的重要專業特色等等觀點，正是與生態博物館的概念相互呼應。

1965年，希維耶自國際博物館協會主席卸任後，即積極參與法國數個博物館計劃案，並於1967至1975年間，創立「地方園區」（parc régionaux），即現今所謂的第一代生態博物館。他本人曾指稱，「生態博物館」這個用語在法國出現雖然是新創的，但概念的根源來自於北歐的戶外博物館（周佳樺，2014：33）。

周佳樺的研究指出，隨著「生態博物館」一詞受到各方廣泛傳播，法國學者莫爾（Marc Maure）對於這個用語可能產生的混淆，特別提出解釋。在他的說明中，「生態博物館在法國以兩種不同方式定義，當指涉『園區式生態博物館』（l’écomusée de parc）時，定義採希維耶者；當指涉『社區式生態博物館』（l’écomusée Communautaire）時，則採瓦西者。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分別，不僅攸關反映法國70年代的實際現況，也為國際上對這詞使用的兩種型態之理解，有所助益。」（Maure, 2002:188，轉引自周佳樺，2014：36）

在此，所謂的「園區式生態博物館」，比較接近前述提到的北歐戶外博物館模式，所謂的「戶外」是指座落於室外，通常是自然園區的形式，但博物館本身的館藏，則是屬於民族誌性質。隨著時間演進，到了1970年代後，所謂的生態博物館概念，「戶外」這樣的形式仍然保存，但未必是座落於自然景觀園區，而可能是一座工業遺產城鎮，或是一座歷史城市等等，而在此，所謂第二代的生態博物館的概念，「民族誌」的色彩已經淡去，或甚至不存在了。這也就是所謂的「社區式生態博物館」，回歸到從人與環境的向度來詮釋。如此一來，對於人類遺產的詮釋，可以隨之擴大，而戶外博物館的型態也就不限於北歐的民族誌性質的模式了（周佳樺，2014：34）。

綜合前述北歐、德國和法國生態博物館三個案例模式。法國對於文化事務的推動是較為中央集權的；相較而言，德國發展出為數眾多的地方博物館，凸顯各個地方在地歷史地理的文化差異。至於北歐，因其傳統上非常重視鄉村文化，以傳統風土建築、農村景觀，動植物保育等模式發展出來的戶外博物館，展現且貫徹其對於民族誌／民俗傳統的保育意圖。換言之，從保存在地與民族傳統、知識、情感與集體記憶的目的出發，這三個地區所發展出來的博物館類型不盡相同，北歐以戶外博物館的型態來展現；德國納粹時期發展出來的地方博物館，之後也跟上北歐的腳步，出現許多戶外博物館（楊凱成，2021）；而法國則進一步地將這樣的發展軌跡，具體以「生態博物館」的用語來指涉。只是，隨著時代演進，特別是「生態博物館」一詞因為兩位主要的傳播者，前後都曾出任國際博物館協會的主席，讓這些概念更廣被傳播、討論及活用，並且從最初的特定範圍、園區式的戶外博物館，逐漸拓展到社區概念的生態博物館，也使得人與環境中所蘊涵的「遺產」，可以循著這樣的知識與思考脈絡，被更為周詳地納入生態博物館的保育範疇中。

前述這些概念與發展軌跡，延伸到本文所關切的城市博物館概念。可以再整理出幾個重要的思考軸線。

首先，前述的幾種不同範疇的博物館類型討論，共同的焦點在於對在地歷史、文化、情感與集體記憶的關注。但表現形式，北歐式的戶外博物館以傳統的建築、空間環境、動植物與生活軌跡的保存，作為一種民族誌博物館的形式，聚焦於「民族」的分類概念。德國的地方博物館模式則同時含括了特定的在地地理區分，與在地族群這兩個分類範疇。共同指涉了社群／民族／國族等具有同質性的群體關係。

然而，「城市」這個概念則是以地理範疇為邊界，而在城市中涵納的人們，基本上是多元混雜的，不以共同的民族／國族分類作為歸類或服務的對象。甚至，在城市文化的推展中，是高舉且讚頌城市居民組成的多樣性繽紛，為城市的優勢與特色所在。

其次，前述以民族誌為隱含假設的博物館分類範疇中，在地的地域界限與族群分類，有著其涇渭分明、可茲分辨的界線，不論是地理的，或是人群的，並以此作為蒐藏物質文明的論據基礎。然而，在城市博物館的討論中，則是將「城市」本體視為人類社會發明的「人造物」，這個「人造物」本身即為物質文明的重要本體與載體，是城市博物館所欲探索、研究、典藏與展示所在。這樣的特徵也迥異於其他類型的博物館。

第三，由於「城市博物館」與城市是一組共生的複合體。城市必然有其行政管理的政權實體，這個權力主體如何理解與詮釋自身，反映在城市博物館的經營與運作過程中。

第四，城市是不斷向前與時間並進的。換言之，城市的變遷與行進路徑影響著城市居民的生活，城市博物館也與這樣的未來性緊密相依。

帶著這些前人所提供的豐富知識資產，城市博物館的探索之旅，繼續前行。